編者按:中美關係帶有全局性和戰略性,會對其他的大國關係產生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在中美之間探索出一種合作而非對立、雙贏而非“零和”、良性競爭而非惡意博弈的新型大國關係模式具有重要意義。本網綜合《人民論壇》、《國家治理》周刊等相關文章,通過對兩國治理績效的比較,旨在深入探討中美關係的善治之道。
  一、從APEC到G20:中美關係“新起點”

  APEC“習奧會”成果豐碩:見證“中美共同領導力”
  中南海是中國政治的心臟地帶,APEC峰會期間中美兩國元首步入中南海瀛臺,為中美關係重新作出定義。兩國元首在瀛臺夜話長達5小時,就中美關係以及歷史、文化、政治,大背景、大格局、大戰略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交流。使美國總統可以更深入地瞭解中國曆史和政治文化,進而真正尊重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這要比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糾纏重要得多。
  APEC峰會期間中美雙方達成廣泛共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外交部共公佈了27項合作成果。其中11月12日中美雙方在北京發佈了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環球時報發表題為《中美第一次就全球問題“一錘定音”》的社評稱,這表明中美對盤根錯節利益之爭的處理能力在上升。雖然氣候問題不像安全和政治問題那樣尖銳,但達成如此高難度的協議,也是對中美合作解決問題誠意和兩個體系磨合能力的一次檢閱。並稱,這是中美第一次就世界性問題單獨達成協議,它讓我們隱約感到某種“中美共同領導力”的存在。國際問題專家華益文表示,這幾年中美關係波折起伏,不論是小波折還是大起伏,都讓人得到一個深刻印象:看起來比較穩定的關係,有著明顯的脆弱性;在歷經風雨曲折的過程中,中美關係又一直在倔犟地向前、向上發展,又分明很有韌性。這次習奧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取得上述帶有“驚喜”意味的成果,讓人見識了雙方在競爭中又能攜手合作的特性。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主任趙可金認為,瀛臺夜話給人們一個強烈的信號,即不管存在什麼樣的分歧,中美關係唯一正確的態度是一起討論、和而不同。他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兩國關係中不僅有國家間的競爭,更有社會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既要為國家競爭建設有序競爭的賽場,也要為社會之間的合作搭建平臺,這就是中南海共識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作出的“再定義”。
  G20峰會:中美關係是影響全球治理的重要因素
  G20峰會的召開離北京APEC峰會結束還不到一周的時間。由於亞太地區在世界經濟中的發動機地位,以及兩場峰會在議題上的相關性,香港中評社發表文章認為,APEC北京峰會的成功舉行已經為G20布裡斯班峰會取得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今年G20峰會的主題是“經濟增長、就業與抗風險”,並明確提出了未來5年在現有政策水平上額外增長2%的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這意味著要為全球經濟創造超過2萬億美元財富,並增加數百萬就業崗位。很顯然,中國的貢獻必不可少。
  為推動G20全面增長戰略的實現,習主席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創新發展方式,二是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三是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這些建議,既著眼於當下又放眼未來,體現了大國的高瞻遠矚和積极參与國際事務並切實履行成員義務的責任與擔當。
  認真研究這三點建議,就會發現其思路和內涵與中方在APEC北京會議上推動亞太地區經濟增長的規劃一脈相承,相互呼應。除了繼續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外,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的拉動效應、重視互聯互通在開闢新增長點時的重要作用,是核心主張之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曲星認為“習主席所提出的建議切中要害。二十國集團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短期效果明顯,但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複蘇轉折的關鍵時候,需要新思維,應有新舉措,由危機應對的短期行為轉變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長效機制非常關鍵。”
  習主席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國願意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發揮更大作用。”專家們認為,中國發展自己的同時,也在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事務,併為此貢獻著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深度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不僅有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使得全球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平合理方向發展。努力形成各國增長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贏格局才是世界未來發展的大方向。
  參加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於11月15日來到澳大利亞昆州大學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談及美中關係時強調,美國致力於奉行與中國建設性的雙邊關係,不論從國家規模還是從令人贊嘆的經濟增長速度上來看,中國都將無法避免地在亞太地區扮演重要角色。
  無論從政策資源還是從經濟資源,美國都是G20論壇最有影響力的一方。在前幾次峰會上,美國都在對全球經濟前景表達憂慮,希望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承擔更多責任,但也從不掩飾對領導力的戀棧。可以說,如果有美國的推動,全球治理一定能取得重要進展。這也是觀察者們在重大國際會議前後,尤其重視中美關係的原因。中美關係是影響全球治理的重要因素。
  二、硬實力:中美治理績效比較(2000-2012)
  國家治理是世界潮流,世界各國的治理體系各不相同,治理能力存在差異,而“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當今世界主要國家政治理念的主要趨勢。依據中美兩國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針,如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美國的《國情咨文》,《國家治理》周刊曾刊發文章從六個維度來同時考查中國與美國的實際治理績效,包括經濟、財政、就業、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和社會治安六大要素的治理績效基本框架。具體地講,就是不同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財政可持續性、擴大國民就業能力、改善社會保障能力、促進科技創新能力以及維護社會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能力。這些關鍵性指標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比各類其他指標更具有可比性,也更直觀、更客觀。最重要的,也能夠經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檢驗與核對。這裡,我們選擇了2000-2012年間兩國的公開數據,對美國而言,是指共和黨的小布什總統兩屆任期和民主黨奧巴馬一屆多任期;對中國而言,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包括三屆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任期。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水平大大高於美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按2005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2000-2012年間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11.1%,美國為1.8%;其中發生金融危機的2008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0.4%,2009年又進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國仍保持在9.6%和9.2%。如計入2013年最新數據,中國仍然保持了7.7%的經濟增長率,美國僅為1.9%;中國從2000年至2013年的年均經濟增幅為10.6%,美國僅為1.9%。
  從國民生產總值(GDP)情況看,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2000年的中國經濟總量對美國的追趕繫數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平均每年縮小4.1%。
  從國民人均收入情況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對美國的追趕繫數,從2000年的6.6%增長至2012年的17.9%。這意味著在過去的十年時間里,美國國民人均收入對中國的國民收入領先優勢從15倍縮小到了5倍多。這表明:在過去十多年間,美國打了兩場戰爭,又製造並出口了一場金融危機,直接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卻是牢牢把握並充分利用了戰略機遇期,保持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為國家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進一步全面超越美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其次,中國財政可持續性水平顯著優於美國。一般性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國財政可持續性水平進而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提供的數據進行計算後發現,在2000-2012年間,美國一般性政府債務相對於GDP的比重僅在2004年至2006年間微有下降,在小布什任期內,該比重從不足55%上升至近70%,這與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軍費開支大幅增長緊密相關;小布什在任期結束前又推動國會通過了“七千億救市”計劃,③大有“在我之後,哪管它洪水滔天”之勢,直接導致美國一般性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2009年開始進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增至106.6%。相比之下,儘管中國一般性政府債務水平占GDP比重於2010年間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回落至低於26%、在2012年又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來20%左右的平均水平(見圖1)。
  再次,中國在促進就業方面的表現更是遠在美國之上。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績效。根據中國的國家五年發展規劃,“十五”期間,城鎮年新增就業人數為900萬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間均為每年950萬人,期間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下。統計結果顯示,從2001年到2013年,中國累計實現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1.38億人(見表1),2013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1%,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僅就擴大就業向人民作出了鄭重承諾,也兌現了承諾。
  相比之下,美國2010年末的就業崗位數比2008年末減少了630萬個,在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整個衰退期共損失了800萬個就業機會,即使用2010年3月至今美國私營部門累計創造的460萬個就業崗位對其進行抵消,美國就業崗位數在奧巴馬擔任第一屆總統任期前半段內的凈減少量也高達340萬個。這與奧巴馬政府的承諾相去甚遠:奧巴馬於2008年11月22日承諾在2011年前為美國民眾新增250萬個就業崗位,12月下旬又將承諾新增就業崗位數調高為300萬個,2009年1月再次加碼至400萬個,承諾與實現值之間存在著740萬的巨大差距;從失業率來看,由於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勞工失業率經過小布什任期內的小幅下降之後,在2009年陡增至9%以上,到2012年回落至8.2%,2013年進一步回落至6.6%,但仍高於中國4.1%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水平。
  又次,在基本社會保障方面,中國取得了比美國惠及範圍更廣、投入更具效率的建設成就。以醫療保險覆蓋情況為例,在2001-2012年間,中國城鄉基本醫療保險未覆蓋人數占總人口比例從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同期美國基本醫療保險未覆蓋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從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後隨著奧巴馬醫改法案的通過才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但仍有4774萬人沒有被醫療保險所覆蓋。而另一方面,從2000年到2012年,中國公用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從4.62%增至5.36%,累計增幅為0.84%;美國則從2000年的5.74%增至2011年的8.28%,累計增幅2.54%,其公共醫療投入大、效率低的弊病顯露無遺。
  從推動科研試驗、促進技術與研發創新方面來看,中國也表現出非常強勁的趕超美國的勢頭。一方面是研發(R&D)投入增長情況。從2001年到2012年,中國R&D投入占GDP比重從0.95%增至1.98%,增幅超過一倍,2013年又進一步增至2.09%;美國R&D投入占GDP比重則基本沒有增加,2011年水平僅比2001年高出0.08個百分點。不難發現,儘管2012年中國R&D投入占GDP比重與美國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這一差距已比2001年縮小了一半。
  另一方面是科研產出的情況。以國內專利申請量和授予量為例,中國同樣在快速趕超美國。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2014年數據,從2000年到2012年,美國和中國的國內專利申請量分別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長,其中中國的主要增長來源是本國居民(residents),美國的主要增長來源是本國非居民(non-residents),中國對美國的追趕繫數已經從17.54%提高到120.26%,即達到美國的1.2倍,已經從落後者一躍成為領先者。以本國居民為主的專利來源構成也進一步表明:中國國內技術創新環境已經發生了顯著改善,本國居民的研發和創新潛能由於受到充分激勵而不斷迸發出來。從專利授予量看,2000年到2012年美國和中國分別以4.0%和26.4%的年均增幅增長,中國對美國的追趕繫數從8.29%提高到85.76%,⑥已經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就會超過美國與日本。
  最後,從社會秩序看,中國也明顯優於美國。作為世界“一超”國家,美國長期自任“世界警察”,不遺餘力地維護所謂“世界秩序”,但與此同時,其國內的社會秩序與安全水平堪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佈的《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將殺人犯罪率(每十萬人中故意殺人犯數)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國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會綜合指數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此指標來看,2004-2011年間,中國為1.1,世界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組內國家的平均為2.1,相當於中國的兩倍;美國為4.2,相當於中國的近4倍,死亡總數在1.3萬人。可見,中國屬於世界上相當安全的國家,其社會安全水平明顯高於美國和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的平均水平。根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UNODC)提供的國別安全指標體系,以死於謀殺案件人數為例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在該指標上,美國每十萬人口中死於謀殺案件人數高達5-6人,約為中國的3倍;在死於謀殺案件的總人數上,中國在2004年至2008年間下降了約40%,且已經降至1.5萬人以下;美國則基本保持在1.5萬人-1.6萬人的水平。
  槍械暴力一直是美國社會重大的公共議題之一,特別是在城市地區,並且與青年活動和幫派暴力息息相關。此外,私人擁有槍支也成為美國人自殺的武器,大多數因槍傷致死的人都是自殺,2004年共有16907起自殺是使用槍支的。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禁止侵犯“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擁槍權倡導者一般鼓勵大眾捍衛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多年來美國軍隊、校園惡性槍擊事件多發,不僅成為難以醫治的社會頑疾,給普通民眾造成嚴重心理創傷,也導致美國政治被利益集團(主要是槍支協會)所綁架。
  中美治理績效比較的實證分析表明:在2000-2012年間,無論是共和黨人小布什主政還是民主黨人奧巴馬主政,無論是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國民增收、保障財政可持續性,還是提高就業水平、完善醫療保障、推動科技創新,中國的治理績效或已優越於美國,或已顯著縮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形成了強有力的與美國競爭和趕超美國之勢。總體的對比形勢是,美國在相對退步,中國在相對進步。
  三、影響力:從“中美共治”到“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G2“中美共治”的謬誤
  歷史上每個階段都會出現一些新術語,如“大蕭條”、“冷戰”等。當前國際輿論最時髦的新術語之一無疑是G2,也就是中美兩國集團。G2堪稱當今世界話語生產大國美國近來最暢銷的一個出口“產品”。但G2在進入華語圈的時候,除了被譯為“兩國集團”之外,也被譯為“中美共治(管)”。國內很多媒體和不少專家學者往往也將G2與“中美共治”等同視之。
  G2引起國際輿論關註是在2009年1月,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將G2概念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戰略領域。他呼籲美中建立全面伙伴關係,兩國領導人定期舉行非正式會晤,形成一個“非正式的G2”深入討論雙邊關係和全球事務。幾乎同時,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也撰文主張中美兩國建立跨太平洋伙伴關係。此後,G2即成為各國戰略界、媒體競相追捧的寵兒。幾乎每次中美關係的“走近”都會在國際上掀起一波“G2熱”。
  APEC會議時隔13年重返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副主任劉英認為,與13年前相比,中國的綜合國力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經濟方面,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以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在政治上,中美共治(G2)也已初現雛形。而對於“中美共治”這一提法及內涵,相關專家發表了不同的看法。資深戰略評論家鄭策仕認為,G2並不等於“共治”,不論中國還是美國,也都不見得想搞“共治”。不可否認,一些美國戰略家談論G2時,或公開、或暗示地含有中美“共治”世界的意圖。但大多數美國戰略家並不贊同中美“共治”,而是強調美國重視中國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響,通過G2與中國加強機制化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其實質是要通過抬高中國的地位,拉中國承擔更多責任。我國前駐印大使、前外交部政研室主任裴遠穎也認為,中美兩個大國需要合作,因為這有利於兩國的利益和世界和平,這是事實,但絕非組成兩國集團來主宰世界事務。兩國集團的概念不但荒謬,而且絕無可能。當今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多種力量同時崛起,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
  突破“修昔底德陷阱”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一概念來自古希腊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係實踐及理論研究也支持這一說法。西方學者如保羅·肯尼迪和米爾斯海默等人在總結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係實踐時,也提出國家成長或者經濟增長本身導致了擴張、競爭、對抗、危機、衝突乃至戰爭。在近代西方國際體系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在其大國的崛起過程中,都引發了大量的戰爭,有的通過戰爭取代了先前的霸權國。米爾斯海默甚至以這個邏輯來觀察中美關係並得出結論說,中美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首先要跳出這種邏輯推理的思維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發行的創刊號,刊登了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專訪。習近平在專訪中指出,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對此,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葉自成在《人民論壇》刊文進行瞭解讀,認為中國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文化基因有和平思維、同舟共濟、見利思義、以民為本,而且從中國和平發展30多年的實踐來看,中國的崛起也有許多方面不同於過去與霸權國爭霸的那些新興大國,與當年的英國、西班牙、德國、日本、蘇聯等崛起時的情況有重大不同。並指出,照搬西方處理大國關係的邏輯思維方法,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較高;而按中華歷史文化的思維則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構建出大國關係的新模式。
  從歷史經驗和人類擔當的角度看,不同於任何大國關係,中美關係可以不追求最好,但要防止最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認為,沒有新型大國關係引導,中美關係既無法追求最好,更無法避免最壞。換言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不是選項,而是必然要求。正如基辛格在新書《世界秩序》中指出,不管中美看法有多大不同,但“新型大國關係是避免歷史悲劇的唯一之路”。
  美國方面曾拋出“中美共治”的提議,不過中國沒有贊成也沒有接受。現在中國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哲認為,美國總體上是接受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一說法。但是,美國覺得,中國更多的是把這一概念看作是處理中美關係的一種原則。美國需要的或考慮的是,為這一概念提供一些具體的方案。按照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的說法,讓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法在具體問題上變得有可操作性。
  中美關係帶有全局性和戰略性,因此它會對其他的大國關係產生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在中美之間探索出一種合作而非對立、雙贏而非“零和”、良性競爭而非惡意博弈的新型大國關係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須解答好的重大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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